在当代中国的历史场景中，一方面人们希望政府能够积极有为，但另一方面强调有限政府原则、防止国家权力的恣意与滥用这一古典立宪主义的核心理念，仍然是一个未竟的话题。

（一）监督——负责关系的宪法关系 理顺人大及其常委会与审判独立关系，核心是掌握宪法规定两者之间的监督——负责关系，首先必须全面把握现行宪法的相关条文规定人大监督方式： 1.工作报告和专项报告 1954年宪法第80条、第86条，1978年宪法第42条、第43条规定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都对本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负责并报告工作，但82年宪法全部取消了54年宪法、78年宪法关于法院、检察院向本级人大报告工作的规定。[23]树立法院审判权威，确保审判独立，核心理顺法院与外部各权力主体的关系上。

目前听取和审议同级法院、检察院的工作报告和专项报告已经变成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了解法院、检察院工作情况的一项固定程式，是对法院、检察院工作的全面监督。对于这种矛盾之处，张友渔教授在著作中指出：立宪时考虑到法院的工作性质不同，可以作工作报告，也可以不作工作报告，根据实际需要决定。关于人民法院的《宪法》定位，由现行宪法第123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18]紧接着1982年制定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第16条、第33条，1989年制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议事规则》第42条严格按照宪法条文，规定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质询的对象为：国务院和国务院各部、各委员会。我国的审判独立既不独立于行使人民权力的人民代表大会，也不独立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调查委员会进行调查的时候，一切有关的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公民都有义务向它提供必要的材料。罗玥、强世功：《人大的监督权与法院的审判权》，《人大研究》2004年第3期。这个表述与1954年宪法序言中第一段落的表述基本相似，在叙述历史的过程中简略地概括了党对建立国家的历史作用。

1982年4月底，宪法修改草案向社会公布征求意见后，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连续编印了各方面的反映和意见。[3]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74页。[61] 在正面阐述上述领导方式后，彭真话锋一转，说：同时，共产党在国家生活中的领导和活动，都是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进行的。在1981年10月16日稿叙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三件大事后，彭真曾亲笔加了一段话，试图从事实中得出结论：同时，历史事实证明，只有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能够领导中国各族人民推翻压在自己头上的‘三座大山，推翻一切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

[34] 1982年宪法修改档案。[11] 孙冶方的这封信至今读来都令人心惊不已。

[4]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73页。为什么说不应当写主张，而应当写历史事实呢？1985年5月6、7日，顾昂然在法工委、司法部举办的立法工作干部培训班上介绍宪法起草的一些情况和问题时，曾有专门的解释。他在11月10稿的背面写道，要虚实结合，寓理于实，勿搞务虚会。四化成败决定于放弃马列程度、两党制、多党制、多主义制。

他说：对四项基本原则，当时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认识一致，特别是四项基本原则在宪法里写不写，分歧就更大了。[9]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70页。说到底，这三种方式实际并不是什么领导权，而是一种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在前面所说1981年3月1日宪法修改委员会秘书处整理的地方对修改宪法意见的简报上，彭真留下了多处笔迹。

而说完上面的话，张友渔随即说：党的领导是政治上的领导，不是组织上的领导。[38]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第712-713页。

这样，只有写在序言中可能才是比较适宜的。他首先批评了1975年宪法关于组织领导的规定。

除了上述简报上的笔迹外，彭真在前述胡乔木1980年9月关于历史决议草案要点和宪法修改的一些个人设想上，也留下了重要的批注。如果路线和方针政策错了，党的领导也就不存在了。邓小平意识到了这个问题，1980年1月18日，他在中央召集的干部会上说： 我们已经说过，现在还有不安定的因素。[92] 项淳一的这些话令人震动。但30年来，对于党的领导写进宪法的历史背景，宪法体制内党领导的具体内容和方式，如何看待党的领导的法律效力等重大问题，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中，尚缺乏深入的实证分析，并存在这样那样的模糊和分歧。虽然序言中已肯定了党的领导，但仍有必要在总纲中明文规定，因为我们同资产阶级自由化斗争的焦点就在党的领导问题上。

[73] 彭真：《论新时期的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第330页。[9] 第四，在文艺领域，出现了一种被称之为伤痕文学的现象。

[12] 《叶剑英选集》，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515页以下。但是，1975年宪法、1978年宪法国家机构一章中有关中共中央向全国人大建议国务院及其组成人员的规定，在这个讨论稿中没有出现，这一内容是否已包含于序言中的组织领导之中呢？胡乔木的报告中没有留下任何说明，迄今不得而知。

不仅如此，彭真紧接着说：宪法修改草案规定，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人民代表大会。今天的党中央坚持发扬党的民主和人民民主，并且坚决纠正过去所犯的错误，在这样的情况下，竟然要求削弱甚至取消党的领导，更是广大群众所不能容许的。

第三，群众通过切身体验，认为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正确的。但是，按照党内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来组织国家机构，并不意味着党的组织就可以代替国家机构行使各项职权，党的组织如果成为国家机构的一部分，也就必须以国家机构的名与实，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行使职权。1979年9月4日，邓小平同胡耀邦、胡乔木、邓力群谈话，对叶剑英的讲话稿提出修改意见时，特别强调要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大前提下写这个讲话，并对四项基本原则具体的写法提出详细意见。他说，1975年宪法规定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国务院总理要由中共中央提议任免，中共中央军委主席统率武装力量等，这些都是事实，但是写在宪法里就不符合国家体制。

事实证明，他们不但可以而且已经对我们的事业造成很大的危害。为用这种方法统一思想，彭真颇费了心血。

[88]他反问并自我回答说：我们党在没有取得政权时，不是得到人民的拥护吗？那并不是因为我们有一条什么法律要强制人民接受我们的领导。靠广大党员的带头和模范作用。

一九七八年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通过的宪法，简单地继承了一九七五年宪法的上述条文。[16] 彭真：《论新时期的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116页。

意识形态（宣传）的领导。[68] 彭真：《论新时期的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第369-370页。从根本上说，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现代中国的一切。他说，讨论稿提出了有序言和无序言的两个方案，在征求意见中，有些同志主张不要序言，因为序言缺乏规范性，最好把一切要写的内容写进条文。

[20]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69—170页。[59] 从彭真的上述批注可以看出，他所考虑的党的领导应当有这些特点：第一，应当是路线、方针、政策性的领导。

从技术上看，写党的领导，首先涉及的问题是，放在宪法哪个部分表述。宪法有四个部分可以写党的领导，一个是序言，一个是总纲，一个是国家机构，一个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

第三，要充分写历史，该长则长，不能用做论文的方法写序言。但是，在党的领导受到怀疑和反对的情况下，以这样简单的方式强调党是国家的领导核心，不仅不符合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体制，也有失之武断之嫌，缺乏必要的说服力，还无法像1954年宪法那样，叙述共产党的历史功绩。